施玮博士 | 庚子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

编者按

发生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又称庚子教案,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施玮博士搜集、阅读了海量的历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殉道者》一书。在哥伦比亚国际大学(CIU)Kepha学院的直播间里,她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庚子事变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背景;阐述了庚子事变中,中国政府、民间、西方国家、基督教四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庚子事变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中国基督教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探讨此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现象,以及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民众及官员的底层思想逻辑和情感,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展望。

愿我们以史为鉴,因为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创作起因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一个作家。这十年以写中国教会历史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为主。我写了三部曲,历史小说《叛教者》写的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七二年。之后我写了宋尚节的传记《献祭者》,他的生平是1901年写到1944年他病逝。《叛教者》里面的原型人物也和宋尚节差不多年代出生,1903年。然后,我就写了《殉道者》,这本书上下部共六十多万字,写的就是1900年庚子教案。

我本来是要写另外一部书,但需要研究庚子教案,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决定写它。原因就是我发现1900 年以后,特别是一直到一九七几年,甚至到今天,整个社会的状态(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以及整个发展过程,都与 1900 年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当我这样回溯性地把这段历史全部写完以后,CIU Kepha学院徐志秋院长邀请我来分享一下庚子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所以我讲的角度可能不是历史学家的角度,也未必中肯,就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在写这些历史中的具体人和事的时候,我的一些感触。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太可能把这个很大题目的每一个事件和大家讲清楚,只会提到重要的、与我讲题相关的内容,且是基于大家对中国现当代史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之上来分享。

我不是历史学家,今天所讲的是我的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来自于我所读的史料,以及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的采访和收集的资料;而不是一些历史学家的书或对这段现当代史的一些所谓定论。

一. 1900年庚子事变概要介绍

1. 主题介绍

我们要谈的是庚子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从整个中国现代史来看,我觉得庚子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是最大的。

庚子事变,也称为义和团运动。我觉得称为“庚子事变”更好,因为义和团运动只是庚子事变的一部分。大部分人会认为是义和团杀了很多洋人,但如果你看过我的书,就可以发现史料研究结果说明,其实最大的几次对传教士、对洋人的屠杀都不是义和团为主的,都是政府的行为,这个政府也不见得是清朝朝廷,也有是地方政府。

我主要研究山西这一个区域,因为在整个庚子事变中,山西、内蒙是杀人最多的。为什么要包括内蒙呢?因为在清末的版图中,内蒙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山西,也就是说,山西的地图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内蒙大部分地区的,在我的书里可以看到当时的清朝地图。发生在 1900年的整个事件,我们最好称之为庚子事变或庚子教案,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探讨庚子事变对中国现代史的深远影响,以及它如何塑造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社会现象,以及中国从知识分子到民众及官员的底层思想逻辑和情感

2. 庚子事变的背景

2.1 清政府

清政府在19 世纪末已经衰落了,所以它的影响力就如我们说的,像纸老虎一样,而庚子事变让纸老虎彻底显了形。纸老虎不见得是一个坏的说法,就是它还像个老虎,但已经不行了,所以经过 19 世纪末期一系列的挫折后,比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可以说康有为他们戊戌变法没有做成的事,后来借着庚子事变在中国做成了大部分。

但与此同时存在的问题也遗留下来。戊戌变法只是要改革,没有取得成功,但因为庚子事变,产生了比戊戌变法更加激进的孙中山的革命,就是变改革为革命。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清政府的腐败、软弱,甚至内讧等等都被揭示出来,让世人得以看见了。

2.2 西方列强

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德国对中国胶东半岛的侵略,这也是直接引发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导火索。

当时清政府的经济状况恶化严重,伴随着当时有很大的旱灾,饥荒。中国每次大的社会动荡都跟吃不饱饭很有关系,所以义和团起初和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有相似之处,因为吃不饱饭导致游民增多,起初是“反清”,后来在山东清政府官员的引导下才打出“反洋”的旗号。国家的财政等等都陷入困境。所以经济状况也导致了不稳定。

而且当时有一些不平等的条约使外国势力侵入。外国势力确实是想要打开中国的经济国门。无论从国外或者从现代的角度来说,我们都觉得打开经商口岸像是件好事,但是从当时清政府或者中国的主权角度上来说,那肯定是一个被动的行为。

2.3 文化状况

但庚子教案绝对不是今天所说的因为要倾销鸦片而引发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把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简化了。因为当时山西已经是盛产鸦片之地,中国人吸的鸦片不是从国外运来的,是中国人自己种的。在我写的《殉道者》一书里,可以看到的情景是当时山西遍地种鸦片,因为大部分人都吸食鸦片的,文化状况非常混乱。

在庚子事变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已经面临了严重的危机,封建社会的弊端导致思想落后、道德混乱。因为打不过西方,在知识分子里面就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主张一定要革新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官员;另一派因为非常怕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混杂和吞没,所以特别仇视国外。这两派一派觉得中国的一切都不行,一定要完全的西化,另一派则完全不要西方的东西,形成了两个极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带来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埋下了民族情绪、民族情感的隐患。

总的说来,当时的庚子事变的背景就是一片混乱。

2.4 戊戌变法

我想特别讲一下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发生在光绪二十四年,也就是戊戌年, 1898 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时间很短。起初其实是慈禧太后默许,由光绪皇帝主导进行的,要深入进行经济、军事、官僚制度等政治制度多层次的改革,走君主立宪道路。非常可惜这条道路没有走成,因为相对来说这是比较适合中国的一条道路。

最后没有成功的原因,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光绪皇帝和他下面的人在改革的同时,希望借着改革夺回皇权。慈禧一开始并没有反对他们,但光绪一旦夺权,就不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现在一味地认为慈禧就是传统的、保守的、不改革的,其实这个是有点妖魔化了,是以结果代替了前面的过程,过程就是把改革这件事最后变成了夺权这件事,形成了帝党和太后党之间的针锋相对。因为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最后斗争的结果就是光绪败了,康有为逃到天津,梁启超逃到日本,谭嗣同被捕被杀。

戊戌变法一直到 1898年9月 21 号结束,所以可见戊戌变法是引发庚子事变的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与其说引发庚子事变的是中国和西方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这个大的背景,不如说尖锐且迫切地引发这样荒谬事件的其实是帝党和太后党之争这个小的背景。在我的书里可以通过太后党和帝党之间在6次御前会议的过程中的争执发现这一点。

从戊戌变法的特点,可以看到庚子事变对中国现、当代史有怎样的意义。 戊戌变法有几个改革目标,包括君主立宪制、政治改革、加强国防、推进教育改革,目的是要挽救清朝政府,增强国家的实力。

君主立宪暂且不提。关于教育改革,当时变法者认为教育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因此提倡进行教育改革,推行西式教育,提倡科学现代化的教育理念,以培养具有现代科技素养的人才。庚子事变以后建立了那么多学校,并不仅仅是因为庚子事变以后,包括李提摩太在内的传教士拿到了赔偿的钱来建这些大学,而是中国自己这些推动改革的官员也持这样的理念,所以

这是“里应外合”共同的理念。

在教育改革上,改革派们当时的设计细节包括举办京师大学堂,这在庚子教案以后就办成了。所有的书院、寺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设立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和桑蚕速成学堂,就是我们说的技校。这些都是康有为他们戊戌变法提出的改革理想和希望达到的改革目标,并不是西方传教士或西方人强加在中国人身上,好像要吸中国人的血,而是帮助中国人完成了这些目标。

可以看到中国整个近现代史在教育这方面都是沿着这条路走。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现在中国留学生已经在世界各地;废除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童生科考都废除掉,改为考政治、历史、时务和四书五经,这在当时是一个中西结合的方式。当然,庚子教案之后西化的影响过大,反而使得四书五经这些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文化覆盖。现在的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四书五经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这个结果对中国文化带来的并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就是过犹不及了。

当时的设定是很好的,定期举行经济特科,也是进行经济人材的培养。最有意思的是设译书局,要翻译,这是主动的开放。颁发著书及发明奖章,保选人才,这是在出版方面……

戊戌变法只有 100 天,称为百日维新,最后戊戌六君子等全部被杀头了。是谁使中国走上了实现戊戌变法理想的道路呢?其实是庚子教案,或者说是在庚子事变中那些殉道者的血,不仅仅是外国人,还有中国人,他们付出的生命代价。付出生命代价的不仅仅是底层的人员,也有高层的,比如被杀的庚子五大臣。这些是真正爱中国的人,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后面整个中国现、当代的进程。

3.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发展线

3.1 起源于大刀会,初期被政府弹压

它是从大刀会兴起的。义和团起初是大刀会,本身目的是要除灭当地的土匪,后来叫拳民、义拳,是维护地方治安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刀会和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产生了一些冲突。在山东的教案产生冲突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因为当时天主教实行的方针是大量收购土地,收购土地以后再租给需要土地的人。你想租我的土地,就要信天主教,加入他们的教会,用这个方法来扩展它的信仰者。不能说去租土地的人肯定都是假的信仰者,不见得,但土地的问题会引发冲突。在义和团的兴起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事例,就是人家家族的祖庙位于荒废之地,周围的地也被已经信教的人买了下来,献给天主教会改建成教堂,这边族人就要夺回这块地建回他的祖庙,两边争夺的过程时间很长。整个山东地区教案不断。

并不是每个支持义和团的人一开始就支持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一开始是对大刀会进行弹压的,后来在义和团事件里,他榜上有名,是西方要惩处的罪魁祸首之一,当然他后来是死于战场的。李秉衡起初弹压大刀会是因为德国和法国的抗议,就是在教案中间很多基督徒的财产被占,房子被烧等等,所以德国和法国公使抗议。

那个时候,在中国的传教士和教会,特别是天主教的,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每一个国家的教会和政治的亲密度是不一样的,同一个国家中天主教和基督教和所在国政府的亲密度也不一样。无法一概而论,好像他们的政府就是为了教民,有的是,有的其实不是,都不一样的。

我自己看历史,我对德国是比较愤怒的,因为德国确实是非常的强硬和蛮横。大刀会后来遭李秉衡镇压,但这个弹压是来自德国和法国的压力,所以他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1896年7月李秉衡斩杀了大刀会的会首刘士瑞和曹得礼,但第二年,德国就借巨野教案而派兵攻占胶州半岛,德国施压朝廷罢黜了李秉衡。毓贤斩杀义和团的创始人和首领本明和尚(或叫心诚和尚)和朱红灯,也是迫于朝廷的压力,而朝廷又迫于西方的压力罢黜了他。所以在他们心里,或者说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内心有极大的反弹,甚至仇恨洋人。

3.2 山东巨野教案之后,非法拳民成了“义拳”

在李秉衡平息大刀会事件不久,在山东东南部巨野县张家庄又发生了一件大的教案,就是天主教堂两名德国圣言会的神父被来历不明的人杀害。当时饥荒,流民遍地,其实很难说这两个传教士是被有组织的义和团所杀,因为大刀会当时已经基本平静了。圣言会是受到德国保护的,所以11月1日他们被杀,德国借此于11月6日出兵,14日就占领了中国山东省的胶州湾,就是现在的青岛。

我曾经查到史料,当时有报纸写得绘声绘色,我相信肯定是小说化的,说德国大使听说传教士被杀特别兴奋,就报告德国首相。德国首相非常开心,说这下可找到机会了,因为确实之前他们也想占领胶州湾,于是马上派兵。当然这是非常形象化、小说化的语言,但我认为逻辑是不错的。德国不是因为这个巨野教案而要出兵,而是他们一直想出兵,在等待一次巨野教案。所以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是一种蓄意已久的侵略,而不是为了声援传教士。这完全是两回事。在这点上我是这样看的。

德国占领了胶州湾以后,李秉衡反而被光绪帝革职了,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他认为李秉衡对大刀会采取强硬的措施,最后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张汝梅上任后,就提出让这些本来非法的拳民变成“义拳”。不管是李秉衡还是之前中国历代的政府,都是要镇压这些起义之人的,张汝梅却提议把他们招安。毓贤是张汝梅的副手,就一直承续了张汝梅的这个思想,招安他们。到了1899年3月,张汝梅又被革职,由毓贤取代。毓贤对李秉衡和张汝梅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在他俩做巡抚时,他都是副手,所以他会为他们打抱不平,就对西方的干涉或强压格外愤恨。

毓贤本是一个酷吏。他这个酷吏不仅仅是杀西方传教士,他首先是杀汉人。因为他是个大清官,完全不贪。因为完全不贪,他就觉得自己占据道德优势,是最热爱清朝的,经常称自己是清朝第一忠臣。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只有把洋人全部赶出去才能够保住大清,保住大清就保住这个政权,就是他爱国的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做官的时候设计了很多非常残酷的刑法,包括“站木笼”,就是在衙门门口放的笼子。起初里面关的都是拳民,就是把义和团的人关在里面,下面垫着砖,人要站着,头卡在笼子上面,笼子里面都是铁钉。它是不让人马上死,身体稍微一软就会被旁边的

铁刺戳伤,然后他一块砖头(也有用木板)、一块砖头地抽掉,脖子就卡得越来越厉害,让人死得很慢。在衙门门口实施这种酷刑为的是杀一儆百,所以在他管理的时候,他用这种酷刑使得他所管辖的地方土匪比较少,因此他的官位就这样升上来了,毓贤在官场上的外号为“屠户”。

毓贤不仅仅是恨洋人,他也瞧不起汉人,包括清朝朝廷里面汉人的官,他都视为异己。所以在毓贤身上有一种非常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诛”,因为他对朝廷的汉人官员也是这样看的。他所用的手法极其残酷,当他相信洋人在中国会带来灾难的时候,就不惜使用自己原来镇压的义和团来驱逐洋人。所以他本身并不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他只是站在满族清朝的立场上。

在太后党和帝党之间,其实还有一个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矛盾,因为帝党里面大部分人是汉族,太后党里面大部分人是满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民族抗击西方,因为至少在当时他们就不是一个族。

3.3 山西教案、山东教案、京津教案情形各有不同

毓贤被罢免以后,在袁世凯来接任山东之前,他杀了朱红灯和本明和尚。我的《殉道者》一书开篇就是从这里写起的。袁世凯进入山东以后,义和团就被袁世凯驱逐出去,从山东往北走。随着这些人被赶出去,这个运动或者说动乱也到了河北,然后到了京津。

现在大家讨论的都是山东义和团的兴起,然后就是京津。一讲京津就讲围攻大使馆,接下来是宣战,然后是八国联军侵略,好像是一个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政治斗争。西方当然不应该侵略我们,所以我们觉得很简单。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山西的大屠杀。

义和团被赶出去以后,毓贤离开山东,回到北京,本来是要受罚的,但是慈禧没有罚他,还送了他一个福字,然后就把他安排到山西做巡抚。山西原来是没有什么教案的,中国人和西方人、民和教没有太大的矛盾。当安排毓贤过去的时候,当时在山西的一些传教士马上就提出抗议,不希望他去,因为他在山东已经杀出名了。虽然当时他在山东没敢杀西方传教士,但是他对教民、对中国的教会的态度是非常偏向义和团的,他号称自己是义和团二师兄,说李秉衡是大师兄,他是二首领什么的。所以这样一个人到了山西以后,引起了山西全省的屠杀和教案,其实不能完全跟慈禧相关,因为慈禧后来下的命令是不准杀了,他还继续杀。

在这个事件里面,如果抛开山西,山东和京津各有各的说法。

山东教案从教会的角度、西方人角度,因为有教案,我就来侵略,我打过来。从中国人的角度,这两个人被杀并不是政府行为,你却来占领胶东半岛,当然是西方列强迫害我们。

到了京津那里,其实我们中国人最没有道理的就是去围攻了人家的大使馆,然后宣战。但这个宣战也很有意思,慈禧其实并没有把宣战书送给西方列国,而是把宣战书像下旨一样发给中国各省,这个宣战书没有给宣战的对方,而是给中国人看的。

围攻大使馆是要给西方人一点颜色看看,原因就是她要立大阿哥来架空和代替光绪皇帝,请西方的大使们来,举办一个聚会,庆贺一下,这件事就算成了。因为国内的清朝政府里面自

己的官员有很多人上书不同意,那时慈禧跟西方各个国家的大使关系还融洽,她就想用这些西方人来达成这个目的。因为皇帝的改革政策是西化的,是开放的,所以这些大使都站在皇帝那边,一个都没来,慈禧立大阿哥这件事就没成。这些时间都紧凑在一起,引发了慈禧的愤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是围攻大使馆。而慈禧的宣战不仅没有把战书送给西方,同时她的宣战时间很短,没超过一个礼拜她就开始派人给使馆送吃的,这边是她命令围攻的,那边也是她下令送吃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如果抛开山西,虽然我也认为义和团的烧杀掳掠就像清朝政府事后对他们的定性,是“拳乱”,但我仍然觉得八国联军是不应该打进来的,虽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使馆都被围了,但我在内心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当我非常详尽地了解以后,就发现山西教案其实是政府参与了对西方人,包括瑞典这些中立国的传教士的屠杀,而这种屠杀引发了西方进军。从情感上很难说西方联军都是错的,因为慈禧已经宣战了,也开战了,而且是没理由地杀别人国家的人。并不是拳民闹事,好几次大的屠杀都是政府行为。虽然你可以说是毓贤一个人的行为,但他是巡抚,代表着省政府。

3.4 相关满汉官员的下场

反对义和团被慈禧太后杀的有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这三个是浙江三杰,在浙江有他们的墓。还有两个其实是满族人,一个是户部尚书立山,还有一个是内阁学士联元,都是满族官员,后来他们得到了平反,一起被称为庚子五臣。其实立山和联元之前跟慈禧太后关系很好,联元因为同情光绪与慈禧太后产生了嫌隙。所以这五个人说明在政治事件里并不完全是以一个族群为主。

在我的书中写了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以及他们的结果,特别是毓贤。写这些官员,是因为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今天的情形。比如载漪、载澜、载勋这三个人都是皇族,而且载漪是慈禧太后本来打算立他的儿子溥儁 [jùn] 为大阿哥代替光绪的,起初是他去邀请那些大使,说明他起初跟西方人关系是不错的,但后来因为西方人反对,没给他们面子,所以他肯定是恨他们到底的,也因此他支持义和团。其他两个是他的弟弟,这三个官员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赵舒翘。赵舒翘是个清官,而且很有思想,很有看见,对洋务也很熟悉,可惜的他跟随刚毅。慈禧让他和刚毅去看义和团刀枪不入是不是真的,他们当时到了北京近郊,看见义和团已经尸横遍野了。但是刚毅回来就报假讯,说义和团是刀枪不入,因为他们想引义和团进京,不仅对付洋人,也增加太后党的势力。赵舒翘为什么附和了刚毅而没有揭发刚毅所说的是假的?原因在于他是汉人,汉官,刚毅是满人,在他的升官途径中,他受过刚毅的恩惠,所以在这事上赵舒翘是出于人情的考虑。后来他就成为西方要求杀的名单中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在他的老家西安被杀的时候非常惨烈,因为他是非常好的一个官,西安的人为他送葬,也因此对西方非常仇恨。这些官员,包括毓贤也是一个清官,他死的时候其实民众的情感是站在他们那边的。而李秉衡是死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场上的。

二. 从庚子事变看中国政府、中国民间、西方国家和基督教四者之间的关系

上面介绍的内容其实已经提到了不少下面要讲的内容,即从庚子事变看中国政府、中国民间、西方国家和基督教四者之间的关系。

2.1 清廷中慈禧与皇上的矛盾,即太后党与皇党的矛盾

本国政府里两党的矛盾最容易激化整个社会矛盾以及国际矛盾,原因就是你不一致,而且这种激化使得局势非常动荡,没有一致性,很容易出大事件

2.2 清廷中满族与汉族官员的矛盾

在刚毅、毓贤这些民族(满族)情绪非常强的官员心里,汉人、汉官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诛”的,他们觉得汉人像狗一样。毓贤就说过类似的话,当他的民族情绪过盛,用民族、阶级来划分的时候,对于不是我这个阶级或者不是我这个民族的人,他就不再把他们当作人。他对汉人中的所谓盲流,或者灾荒年间的那些抢劫的、偷盗的、起义的拳民,他都是这样处置。所以毓贤杀洋人跟他杀汉人或者杀基督徒都是同一个道理,他并不把这类人当作人,他就是为了他心中的理想,为了他心中的大清,要除灭他们。

所以你说毓贤是不是十恶不赦的人呢?其实在写作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念:凡是我不能理解的我就不写,要写,就一定要理解它。所以说到殉道者,我们当然认为都是传教士、基督徒。但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书里面所有的人都是殉道者,殉他们所相信的道。这就很恐怖,因为当你的“道”是不正确的,你的“殉”就可能成为一种恶魔式的殉。毓贤是知道自己最后会被杀头的,这里面有很多官员也是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了满清,他们不惜杀人,也不惜让自己被慈禧杀掉。

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是感动,还会有很深的反思,究竟我们今天的这种爱国情绪是不是真爱国?我们的民族情绪会带来怎样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某些道,使得我们不将人当作人?当你不将人当作人的话,你的良心就泯灭,你的良知不会再对你说话。这个时候你再正确、再不贪污、再是清官,就像有本书《老残游记》里说的“清官误国”。

清官为什么会误国?从毓贤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自己是清官,忠君爱国,所以会站在一个道德优势上,所以他们从来不自问,不反省,不让自己里面的良知发声。为了一个理念,他们可以泯灭良知。当然,不仅仅是满族官员,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反思这一点。

2.3 清廷与毓贤等人对义和团的利用

清廷起初对义和团是镇压的,后来则让他们进京,要使用他们来对抗洋人。不仅对抗洋人,其实毓贤和太后使用义和团都是为增加太后党的势力,增加保守派的势力,都是利用他们。一旦利用不成,后来输了,他们对义和团是没有任何姑息的。后来义和团的被杀都不是西方八国联军干的,义和团以及主战派被杀都是慈禧下的令,是各级政府杀的义和团。当然其中挑动义和团的一些主战的重要官员,慈禧并不想杀,是近于洋人的要求。

他们后来杀义和团的那种惨烈,一点也不亚于他们杀基督徒和教民。如果从义和团的角度写一部书,或者以一个义和团的人物为主角写一部小说,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他们本来是为了吃饱饭,因为私欲去当了强盗,然后被利用,之后以为自己不再是强盗,是英雄了,最后又被利用他们的人以强盗的罪名,以祸国殃民的罪名杀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西方国家政府与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例如,清朝有个光绪的上谕,就是1899 年3月 15 号光绪帝下旨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条款》。这个条款规定了每一个级别的教士应当由什么样的级别的官员出面接待,比如主教要由巡抚出面。这对这些传教士是一大保护,同时也给了传教士很多优势,特别是在一些天主教圈地发生的教案中。基督教也有教案,但比较少,因为基督教当时没有太大的实力,也没有圈地。

这个条款是以天主教为主的,给了他们很多纵容,容易产生教案。原因就是,比如我是主教,当我的教民跟当地的农民产生土地之争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去见巡抚。在《殉道者》中记载了庚子教案里一个很大的事件,一个主教死在了内蒙,他身上被浇上油,点火,被点了天灯。引发的过程就是因为土地之争,造成了教民打死了村民,因为这个主教是可以见大官的,当时事件就被压下来了。到义和团事件起来的时候,这些村民就把这个天主堂整个围起来烧了,又抓住这个主教点了天灯。

关于这个《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的条款》,我们现在可能以为所有传教士都能到高级官员那里报告,来欺压下面的人,其实不是的。因为整个内地会以及响应内地会提倡的大部分基督教差会都联名表示不接受这个条款,因为这个条款是一种优待。不接受这个条款的好处是教案少,坏处是义和团一旦兴起的时候,他们很难得到保护。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血案,很多天主教比较高层的主教还是受到了保护,因为他们直接找官员就被送出去了。内地会的传教士死的是最多的,因为他们不受保护,可以说是最无辜、最没有想到的。他们不要求保护,就没有太多教案,如果不是毓贤去了山西,山西不会成为义和团事件里面杀人最多的地方。所以这事具有看似非常不公平的偶然性,但是正是这种单单因着基督之名,无故的牺牲、无故的流血,而不是有原因的流血牺牲,才成为了教会的种子

2.4 东南自保与山东、山西、河北、京津

简单的说,东南自保就是指上海、浙江等沿海一带以汉族官员为主的地方,他们本来就很有实力,在这个时候表示不接受慈禧下达的跟八国联军开战的命令,说这个是伪命,不是两宫太后发的。这命令其实是慈禧发的,但他们就号称这是假的,所以他们不接受,于是跟西方政府达成了一些和平共处和条例,这也保护了整个中国。

因此庚子之乱主要都乱在北方中原,由此可见当时满汉之间的矛盾。

三. 庚子事变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3.1 西方思想的进入引发了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

刚才已经讲过了戊戌变法。经过庚子事变以后,知识分子以及民众原来是希望清朝政府改变,但清朝政府的失败令他们在民众中完全失去了皇族应有的尊严,所以就不再是改变,不再是君主立宪。庚子年以后太后党、保守党的势弱,引发了民间舆论开始支持孙文和黄兴这种更为激烈的革命主张,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

3.2《辛丑条约》的签订导致强烈的屈辱,埋下反西反教的民族情绪

《辛丑条约》的签订增强了民族的屈辱感,而这个民族的屈辱感是由所谓的庚子教案导致的。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西方列强不是为了传教士才进来的,但是这里面很复杂,民族情绪会认为是因为教案才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反教情绪非常强

3.3清朝的腐败和无能,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庚子事变对中国政治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清朝政府覆灭了。

四. 庚子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庚子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建了很多学校,第二个是建了很多医院。

在建学校这方面,我特别要提到两点。第一点,确实是建立了很多学校,但并不是教会建立了很多学校那么简单。我要讲的是它负面的问题,就是庚子教案之后,建学校大概是从1902年甚至 1903 年以后,一直到191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神学有所改变,自由派的社会福音兴起,于是建学校的时候,社会福音使得西方原来的差会不再特别注重差派宣教士,而是更注重建学校、建医院。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在非洲、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在中国因为庚子教案以后,这些比较倾向西方的改革派也希望建学校,所以他们一拍即合,就建了很多学校,但这些学校里面其实没有信仰教育。很多赔款是每个省当地政府做出的赔款,以山西为例,山西的赔款很多是源于被杀的传教士以及教民,也就是说在传教士用生命换来的钱所建立的学校里面,是不允许讲福音和神学的。

李提摩太在自己的传记里面曾经写到,他到山西建山西大学的时候,起初甚至是不允许建西学院,要分开,后来他说要中西合并山西大学,但是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就写到了,不允许提到基督教,当然不允许祷告。李提摩太觉得如果同意这一点的话,也就是说自己承认那些传教士被杀是应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后来做了一个妥协,就是没有宗教课,但是可以有宗教的祷告。这个妥协在各个大学都是这样,使得后来大学里面虽然西学院的院长是传教士,教导出来的人却大多没有信仰。

最为典型和令人痛心的是太谷铭贤学校。因为太谷教案死了那么多人,死去的这些人的校友、亲人在国外募捐,建了这个太谷铭贤学校,用的不是庚子赔款。我原来没有打算写《殉道者》这本书,我是受太谷铭贤学校校友会的后人邀请,他们希望我写铭贤学校。因为铭贤学校就是从太谷教案开始,所以我研究太谷教案,然后研究1900年,最后研究的这个背景成了这部书。

太谷教案以后,铭贤学校就是用传教士捐的钱建的学校,但是因为西方自由派福音的影响,使得后来的铭贤学校和在西方支持铭贤学校的欧柏林大学,变成了互派教英文和教中文的老师,这样一所学校。从铭贤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美国成为科学家,有的人去参加国民党。我去长头村采访的时候,有一家四个儿子分别参加国、共两党以及成为科学家,都各有不同。铭贤学校的校长是孔祥熙的一个义子,他的后人目前也并没有成为基督徒。

看到这样的情形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今天很多铭

贤,他们应当铭记的其实是那些殉道者,但是他们以为铭记的先贤是孔子等等。可见整个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从学校教育这一领域,形成了一个大的撤退。

医院情况其实也差不多,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五. 庚子事变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5.1 新文化运动

庚子事变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首先就是新文化运动,从 1915 年到 1921 年。新文化运动要思想解放,提出科学、民主、理性主义和进步思想,挑战传统价值观,里面没有基督教。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其实跟当时西方宗教退场相关,跟教会的社会福音化相关,这个时候科学、民主、理性主义和进步思想就代替了西方的全部,到今天就形成了科学、民主、理性主义和进步思想就是西方。

其实科学、民主是没有什么价值观的,基督教是有价值观的,所以当传统价值观反弹的时候,它反弹的对象却是那个没有被提倡的基督教。在这个价值观之争当中,基督教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在西方它是科学、民主等等的基石,但在中国它就变成中西矛盾激化的一个对立面,而它又不是提倡西方主流的思想家、教育家所提倡的东西。所以它只有挨打的份,几乎没有被提倡的份,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一个结果。

5.2 五四运动与非基运动

我们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反帝、反封建,一直到 1922 年的非基运动。非基运动的整个过程牵涉到整个近现代各个党派,包括共产国际、俄国的影响,各个党派之间以及国民党的整个改变,共产党的整个改变。陶飞亚教授专门做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他自己并不是个基督徒。我向他请教一些资料,讲到非基运动。如果只是从表面上来看,非基运动是跟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很多领袖人物有关的,但是俄国的共产国际很多资料的解密使我们看到俄国共产国际在背后的作为。俄国共产国际的主要目的是要清除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美国文化已经对中国产生了很多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是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影响,而基督教在其中占了很大的因素,所以他们运作了非基运动。今天就不多谈这个话题,也许我将来会就这个主题写一本书。

5.3对西方文化的崇尚

庚子事变之后,中国的文化界对于西方的艺术和文学一直崇尚到今天。很有意思的是在科学、民主、艺术、文学这些外围方面都崇尚西方的人,并不崇尚这一切的核心。西方的艺术和文学里面不可能缺基督教这一块,因为基督教是价值观的一个根基,但是我们恰恰是抽除了价值观来崇尚这些外围的东西,其结果就是我们崇尚的是一个果,而不是因。当你崇尚这些结果的时候,在审美上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中西分离。崇尚西方艺术的就很难崇尚东方艺术,甚至有情感上的对立。还有就是拿来主义,我拿来用就好,我不深究你的根。为什么要拿来主义?我想提出拿来主义或执行拿来主义的,都是在内心对基督教西方价值观的一种回避。

六. 庚子事变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

庚子事变对中国基督教有什么影响呢?

第一个影响就是庚子事变以后,教会大大发展,因为受到了政府的保护,所以在社会中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允许教会建学校、建医院等等。

第二,产生了一大批中国教会的早期领袖。我们说的三大巨人,我写了其中的两个。王明道我请了另外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写,我没有打算写王明道,因为我对北京的生活不了解。这些最重要的教会早期领袖在庚子教案时期要么是幼童,要么就是庚子教案前后出生的,那三大巨人都是庚子教案前后出生的,王明道1900年出生,宋尚节1901年出生,倪柝声1903年出生。从这也可以看到,一粒种子埋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千百子粒,所以在这之后产生了早期领袖。而早期领袖的产生不仅有属灵上的传承,同时它也有教育上的传承,因为这个时候基督教被公开了,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公开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使得神拣选的人能够受到合适的、相对完备的神学教育。

前两个影响是好的,接下来的两个影响我是觉得可惜的。一个就是对庚子教案殉道的中国第一代基督徒一直没有足够的认识。直到我写完《殉道者》,大概在去年,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在谈到庚子教案,谈到当时的基督徒时,还说中国第一代基督徒好像都是吃饼得饱的,都是为了利益、吃饭而信教的。我说“错了!”中国教会并不仅仅是建立在西方传教士殉道的血上,同时更是建立在中国第一代基督徒殉道的血上。《殉道者》这本书里面都是史料,你会看见中国信徒殉道的感人程度是超过西方传教士的,因为西方传教士是逃不了的,而且有些是属于偶然事件,但中国的殉道者几乎都是主动殉道,生命里充满的不仅有神性的光芒,还有人性的光芒。他们那种良心的陪伴,与那些带领他们的传教士同死的精神,都令我非常感动。而且因为他们是完全得不到来自于上面官方保护的,所以他们的殉道更为惨烈,死的人数当然也更多。在整个庚子年间,在中国殉道的中国传教士、中国传道人和普通信徒,在清朝山西版图(包括内蒙)是最多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可惜的,就是庚子事变以后没有进行中国处境化神学的建立。这导致了以下的结果:

第一,没有解决基督教与西方的剥离,所以一直以来基督教的传教是依靠西方的强大势力。记得我起初信的时候听到的说法是:你看西方多么强大、多么好,他们是信基督教的。但是这种借力将越来越弱势,同时它也无法消弥民族受伤的情感。如果我们(传福音)仍然依托于西方的强大,没有将基督教与西方剥离的话,我就生活在美国,西方的没落是肉眼可见的,所以这艘船并不适合再乘了。其实庚子教案以后,中国教会就应该来解决这件事情,至少对基督教与西方的剥离进行研究,不剥离则无法消弭民族受伤的情感,也无法发展中国本土的神学,造成信仰在中国文化中表述的困难,甚至失语。

第二,没有解决基督信仰与民主、科学关系的探讨和传播,对它们的关系至今都没有很好的探讨。里程做了一些探讨,西方有《铁证待判》,但至今我们也没有很好地进行研究。而且基督信仰与民主、科学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深入研究,而且要与时俱进,因为科学是与时俱进的。

第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对立。至今为止,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或者传统审美养育的中国人,一个知识分子,要想信基督教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有切身体会,我读圣经十年,挣扎很久,原因就是长期的对立使得你很难去相信。有句话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其实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真正的文化交融。没有进行文化交融的原因,是因为基督教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剥离。这种长期的对立,也阻碍了基督信仰对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光照。

七. 从 1900 年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看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我们简单看一下历史事件,不去做细的分析:

1901年,签署《辛丑条约》,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02-1907年,建立学校与医院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三民主义成为反清革命的理论纲领。

1911年,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临时政府,清帝退位,封建王朝覆灭。从1901年辛丑条约到1912年,一共12年时间。

1915年5月,因为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5.19”国耻日,反帝新文化运动开始。这很有意思,如果不是背后有人在运作的话,主要是针对日本政府的反帝运动,怎么会弄到针对美国的非基运动呢?表面上看,都是针对西方,但仔细看的话,1900 年庚子教案过程中主要是德法两国,英国比较次要,是没有美国什么事的。后来调停时光绪等人都是写信给美国大使,然后由美国来调停,而且还钱也是美国第一还的。然而最后矛头全部是指向美国,这个历史细看就会觉得非常值得研究。

1919年,五四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2年,非基运动。

1925年,五卅惨案,激起中国反帝运动高潮。教会和教会学校都受到很大冲击。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党革命军所到之处发生多起反基督教事件,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很多被占用和毁坏。宋尚节是1927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一直到 1944年,从宋尚节传记里面就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逼迫。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部分军人袭击了英、美领事馆,攻击、劫掠外国传教士,杀害6位传教士,其中包括了基督教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史称“南京事件”。是不是也有义和团的影子?可见这种情绪是一直存在的,将反帝、反西方和反基督教连在一起。因为其实没有能力去反西方政府,甚至也没有能力去反西方商人,就只能杀相对弱势的传教士。

1927年4月,国共分裂,国共内战代替了反帝运动成为焦点。同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使得国民党对基督教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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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
  • 1996年底移居美国,美西南三一学院硕士,北美华神教牧博士。
  • 现任国际灵性文学艺术中心及出版社主席等职。
  • 八十年代起,共发表文学作品五百多万字。作品入选多部选集,获各种文学奖项。出版作品《叛教者》等二十二部。
  • 在美国和中国举办多次施玮灵性艺术诗画展,出版“铭贤书系”。创建YouTube直播频道“施玮书房”,讲述历史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