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 | 艺术美学文艺复兴——从巴黎奥运会谈起，但不止于此

编者按

日前，张羽老师做客CIU Kepha学院“博雅讲堂”直播间，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谈起，与大家分享关于艺术、美学以及文艺复兴等话题。张羽老师从艺术美学与社会学思潮的角度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做了详尽解析。并通过奥运开幕式重新审视基督教美学或圣经美学，最后还谈到重新看待文艺复兴。巴黎奥运会已渐行渐远，我们也需要冷静下来，对其进行一个更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由于讲座时间限制，主讲嘉宾只能以提纲挈领的方式与大家分享。希望这次分享能像一块引玉之砖，激发大家的思考。如果希望进一步深入探讨，需要读者自行查找更多相关资料，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

01. 艺术并非信仰的挑战

首先，我认为对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肯定或否定来评判，而应该用学术的态度去解构它。在我看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完美无缺，也并非如另一些人所说的一文不值。从创意和艺术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它将整个城市作为舞台，这在历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巧妙地通过建筑和故事串联起巴黎乃至法国的历史，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概括性的了解。这些创意是非常不错的。此外，开幕式中还融入了巴黎圣母院等元素，既表达了对这座历史建筑的敬意；同时，也提到了致敬修复巴黎圣母院而努力的工人们。

我认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并不是完全反对基督教的。我想说，虽然有些环节可能涉及此类议题，但同时也有大量内容肯定了巴黎圣母院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比如，开幕式中包括了约翰·列侬的歌曲片段,那首关于抗癌的、充满力量的歌曲，这些都非常励志。

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既不能说这个开幕式好得不得了、完美无缺；也不能全盘否定，认为它一无是处。在距离开幕式过去一个月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冷静下来，对其进行一个更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巴黎奥运开幕式引发的广泛讨论有各种角度，艺术的、哲学的、神学的，甚至还有政治的角度。有多种声音是好事情，说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独立思考、表达的能力增强了。“一与多”的争论，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奥利金与塞尔修斯的争论，奥利金的《驳塞尔修斯》也成为基督教最重要的护教著作之一，非基督徒一般倾向于“多”，基督徒一般倾向于“一”，“多”如果不是建立在造物主的“一”的根基上，是值得商榷的。“一与多”的争论，会一直持续，古罗马时期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如此，除非到了末了。

把艺术视为对信仰的挑战，是没有依据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思维定式，源于唯物主义的教育“洗脑”，把宗教视为黑暗且压制人，艺术追求自由，所以必须冲破宗教的压制。事实上，艺术史并非如此。艺术本身就是具有宗教性的，古典时期的丢勒认为艺术家就是上帝的表达工具；法国的米勒一辈子都在画法国农村生活，充满了基督化的爱与怜悯；离经叛道的达利也并非完全抛弃艺术的宗教属性；后现代的标杆安迪.沃霍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转向了天主，他的童年就是在天主教家庭氛围度过的，死后也特意安葬在天主教墓园。

具体到巴黎奥运开幕式，确实对基督教有充满精巧的冒犯，这是精心策划的，解释是多余的（所以那个酷儿艺术总监干脆声明爱谁谁）。在我看来，先锋艺术对现存边界具有与生俱来的挑衅与冒犯，不只是针对基督教如此。但是，存在一个“好的冒犯”和“坏的冒犯”的考量，耶稣当年也不断冒犯法利赛人，那是好的冒犯。问题并不在于艺术是否应该怎么做？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不是艺术，重要的也不是“是否晚餐”，而是觉醒主义的病毒借着绚丽的奥运开幕式向这个世代灌输，觉醒主义的美丽新世界——“感觉化的爱”（飘逸无具体定义）、“绝对自由”（进厕所任意）、“绝对包容”（垃圾桶最包容）、“绝对平等”（弱者成为新权威）……，仿佛是法式“自由、平等、博爱”的升级版（断头皇后与无脑的摇滚“一切都会好”？）。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停留在二百五的自由主义，对觉醒主义的病毒缺少了解。二三十年前，我还在美术学院上学时，接触到酷儿艺术，那时酷儿艺术还是作为一种亚文化研究。三十年后的今天，酷儿已经不是什么亚文化了，酷儿也不满足于平权，而是要向世界指明方向——要么成为酷儿一部分，要么闭嘴！酷儿的旗子是反的！这才是巴黎奥运开幕式向全世界展现的一种文化新极权！——单从先锋艺术的角度，也是可悲的，先锋艺术沦为觉醒主义的广告宣传。那个酷儿艺术总监貌似获得了极大自由，实际上沦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

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争论中，我注意到一个错误的观点，即认为艺术家因其职业特性而必然挑战宗教信仰，视宗教为压抑人性的黑暗力量。这种观点源于启蒙主义教育后的普遍无神论倾向，它错误地将艺术与宗教置于对立面。许多关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讨论都陷入了这一误区。

02. 艺术从未真正脱离宗教属性

实际上，回顾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艺术从未真正脱离宗教属性。即便在原始社会，艺术最初往往与祭祀和宗教情感紧密相连。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如此，伟大的艺术家如丢勒视自己为上帝意志的表达者。法国也并非全然反对宗教的国家，在艺术领域亦是如此。以法国画家米勒为例，他的作品深深植根于法国农村生活，画面中洋溢着对乡村、农民的深情厚爱，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般的人文关怀。

再者，即使是像达利这样看似离经叛道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也并未完全摒弃艺术的宗教属性。达利的作品虽充满奇幻与超现实元素，但其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宗教隐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艺术与宗教对立起来，而应认识到它们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紧密联系与相互影响。

另外，还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叫安迪·沃霍尔，他是美国的波兰裔移民。作为后现代艺术的标杆人物，安迪·沃霍尔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尽管他的作品常被视为离经叛道，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皈依了天主教。这或许与他童年时期在天主教氛围中的经历有关，他甚至特意选择在天主教的墓地安葬自己。

当然，我无法在今天详尽地介绍每一位艺术家，但我可以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古典时期的法国艺术家、现代主义时期的艺术家，以及后现代主义时期的安迪·沃霍尔。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史从未完全抛开宗教的属性，艺术始终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再谈到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它确实对基督教进行了一些精巧而微妙的冒犯，这些设计显然是精心策划的，无需过多解释，观众都能感受到。然而，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此。我注意到，许多基督教学者和信徒对此表示愤怒并展开批判，但这些批判往往未能切中要害，缺乏说服力。对于非基督教信仰者来说，这些批判更是难以产生共鸣。

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人错误地将艺术与宗教对立起来，认为艺术就是要挑衅宗教；而另一些人则过于狭隘地认为艺术必须完全遵循宗教的规范。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显得偏颇。在我看来，先锋艺术之所以先锋，正是因为它不断探索和创新，对传统的边界和现存的规则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可能针对基督教，也可能针对其他任何既定的框架。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和突破，没有创新的艺术便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这与神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神学研究更注重在传统的保守基础上进行探索和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与宗教是对立的，而是说它们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有着不同的追求和表达方式。

我们要学会欣赏艺术，这对于理解世界，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尤为重要。我发现很多人缺乏艺术常识，这导致他们的批判往往缺乏说服力，容易被视为情绪的发泄而非理性的分析。对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中的某些挑衅性元素，我的看法是，问题并不在于艺术应该如何表现，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这些艺术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意义。

我们并非艺术专家，因此不能也不应去指导艺术家应该如何创作。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当代艺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它不仅仅关乎美学，更与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紧密相连。艺术不是简单的美的技术，而是一种能够触动人心、引发思考的综合体。

03. 需要警醒的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变革，更是这些变革背后所隐藏的觉醒主义病毒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讨论中，很多人将焦点放在了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比如是否适合表现“最后的晚餐”等宗教题材。然而，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开幕式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觉醒主义倾向。觉醒主义通过看似美丽、绚丽的艺术形式，试图灌输一种理想化的世界观，即觉醒主义的“美丽新世界”。这种世界观强调感觉化的爱，但这种爱往往缺乏具体的定义和深度，容易让人陷入空洞的激情之中。

因此，我们在评价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时，不仅要关注其艺术表现形式，更要深入思考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爱，这个词汇常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但究竟如何定义它，却鲜有人深思。在觉醒主义的语境下，爱被抽象为一种感觉化的存在，伴随着绝对的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由，无论是如厕的自由还是性别的自由，都被推崇为无边界的包容。然而，这种绝对的平等有时却导致了新的权威产生，如“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或LGBT群体在某些情境下被过度推崇。这，正是觉醒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认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所反映出的根本性问题。

传统的法国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在很多人心中是美好而煽情的词汇。然而，这些理念在觉醒主义的包装下，却可能掩盖了人性中的罪恶与缺陷。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暴力循环，以及开幕式中出现的断头皇后、摇滚乐等元素，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段历史。特别是那首“一切都会好”，它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如今却成了觉醒主义病毒传播的媒介。

回顾之前的争论与讨论，大多围绕在艺术的表面形式上，如“最后的晚餐”是否合适等。然而，这些争论都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觉醒主义的病毒。无论是信仰者还是非信仰者，都在这场无意义的争吵中迷失了方向。

关于觉醒主义病毒和LGBT问题，它们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议题。三十年前，当我在美术学院学习时，同性恋艺术还只是亚文化的一小部分，被归类在少数现象之中。但如今，酷儿文化和LGBT群体已经不再是边缘化的存在，它们的影响力和地位日益提升。

因此，我们需要警醒的不仅是艺术形式的变革，更是这些变革背后所隐藏的觉醒主义病毒。只有深入理解和分析这些问题，我们才能避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最近我在云南旅行时的一个经历让我深有感触。前几天，在一家咖啡馆里，我无意间听到了旁边一对二十岁左右的女生在交谈。她们并未注意到我的存在，毕竟在旅途中，大家都是陌生人。她们的话题很私密，其中一个重点是关于LGBT群体的认同。这两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女孩，或许她们的父母都不知道“LGBT”这个词，但她们已经坦然地宣称自己是双性恋，并且表示她们的男朋友接受并允许她们在外面与女性交往。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让我意识到LGBT群体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当普遍，只是尚未全面公开化，也不再仅仅是亚文化的范畴。

再举个例子，当李克强总理去世时，星巴克网站一度变为黑白页面以示哀悼。这背后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李克强总理在生前曾接待过中国的LGBT领袖。而星巴克作为一家公开支持LGBT权益的企业，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总理的敬意，同时也传递了对LGBT群体的支持。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如今的LGBT群体似乎已经不再仅仅追求平权，要求被平等对待。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异性恋或传统性别观念则被视为错误或过时。这种趋势有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集权的风险，即“文化心理霸权”，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可怕的现象。据我通过朋友了解到的信息，在一些学校的中学生群体中，这种趋势已经相当普遍。异性恋学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被孤立，而LGBT或多元性别认同则被视为“主流”和“合群”的标志。这种社会现象不仅令人担忧，更提醒我们需要高度警醒。

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所引发的争议，其深层问题也与此相关。它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宣扬了一种“LGBT才是正确”的价值观，这无疑是对非LGBT群体的排斥和打压。我担心的是，这种价值观的传递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和偏见，这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的。

从艺术的角度审视，那位导演确实令人感到可悲，他沦为了觉醒主义思想的广告代言人。他表面上似乎拥有了无限的自由，实则却成为了另一种觉醒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受到其意识形态的操控。这一点，正是我们需要警惕、批判，并持续反思的关键所在。

04. 艺术与宗教是两个场域，不能简单替代

艺术与宗教是两个场域，不能简单替代，美育替代不了宗教，反过来，宗教也替代不了美育。如果用艺术与敬虔的视角看待艺术史，就能看见明显的“浪子现象”，姜原来老师在《文化与基督》里对这一现象有很系统的洞见，很多杰出的艺术，都是不敬虔的“浪子艺术家”创作的，无论是画家卡拉瓦乔，还是音乐家莫扎特，还有诗人里尔克，都很难用敬虔二字去界定。

很多艺术家的一生，都可以用“浪子回家”这个隐喻，有的艺术家终生游荡没有回家，有的死在回家的路上（比如卡拉瓦乔），有的在生命最后阶段回到了家中（比如上文提到的安迪.沃霍尔）。基督徒作家福楼拜创作了描写世俗情欲的《包法利夫人》，非基督徒作家勒内创作了杰出的《耶稣传》，二者都是好作品。评判文学、艺术与文学家、艺术家，不能简单用敬虔与否，而是要看作品内容。

非基督徒与不敬虔的文学艺术家，一样在造物主的普遍恩典之中，某一些特别恩赐比基督徒更高，即使他们的作品某些部分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但也能提供一个了解真实世界的窗口，能够看见很多现象世界的精微形式。基督徒要有一种拿来主义的能力，懂得取舍并融会贯通，古典教父和文艺复兴的艺术，提供了一个拿来主义的样本，教父和艺术家们大胆汲取希腊哲学与艺术的精华，创造了一个人类文明的巅峰时刻。

05. 折断的文化使命的翅膀

巴黎奥运开幕式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不是坏事，就像祂在历史上借着巴比伦之手提醒以色列人一样，由此反思基督教自身，其实昭示了现代基督教自身的困境与问题——现代基督教在公共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越来越失去话语影响力。

早期骑士的肖像形象，其源头可追溯至基督教艺术家丢勒笔下的圣殿骑士。而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骑士形象，与这些传统艺术形象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甚至透露出一种古老的洛可可主义风格。这不禁让人思考，开幕式的设计者是如何将基督教艺术元素重新诠释，并融入其现代理念之中的。就像历史上的洛可可主义者们，也曾将基督教元素作为灵感来源，进行巧妙的挪用与转换。

这也促使我提出另一个思考角度：作为有神论者或基督徒，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愤怒的情绪上，而应深入思考为何早期基督教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会被非基督教群体，尤其是LGBT群体所借用并重新诠释。比如，在某些游戏中，我们就能看到与基督教圣殿骑士相关的题材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我们不难发现，非基督教或LGBT群体在艺术创作中积极利用并改造基督教经典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相比之下，我们基督徒是否过于清高，过于超脱于世俗文化之外？是否对世间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如何回应现今的世俗化时代？恐怕是这个世代所有基督徒们要正视的问题，而不是躺平在“已经得救”的船上（反正有耶稣止息风浪）。一个惨谈的现实摆在眼前——健康的教会应该有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两个翅膀，但现代大多数基督教会是残疾的，没有文化使命的翅膀。

现代基督教世界，如果不能像文艺复兴时期贡献大量杰出的艺术和艺术家，甚至贡献优秀的游戏设计师（游戏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不可低估），估计在文化艺术领域很难拥有较大的话语权。这很难，个人很难改变，这是现实。愿上帝保佑！

06. 基督教美学、圣经美学具有丰富的意蕴

改革宗神学家爱德华兹在探讨美的定义时指出：“美构成了基督教及其崇拜的核心基础，而普遍审美能力的缺失则会削弱基督徒遇见并体验神的能力。” 反观非基督教群体，包括LGBT群体在内，他们常常从基督教艺术中汲取灵感，改造并利用那些经典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不禁让我们反思：作为基督徒，我们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的基督教世界是否有时显得过于清高，过于脱离尘世，以至于对世间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缺乏足够的重视？

我们为何不能效仿历史上的基督教先贤，如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他们曾成功地将中国文化等外来元素转化为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又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与神学家们，他们回溯古希腊、古罗马乃至更早时期的思想遗产，如奥古斯丁、阿奎纳等人，将古典世界的智慧融入基督教教义之中。我们为何不能也做到这一点，将世界各地的文化精华转化为丰富基督教内涵的宝贵资源呢？

为何时至今日，我们失去了将基督教精髓转化为自身力量的能力，反而任由非基督教群体将其转化并利用呢？这确实是当今基督教世界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重新审视基督教美学与圣经美学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基督教教会往往忽视了美学的重要性，似乎美学在宗教领域内变得多余，而圣经的解读也鲜少触及美学层面。然而，我坚信，我们有必要真诚地审视并重视起基督教美学与圣经美学的内涵。

现代基督教世界在美学感知与理解上显得尤为匮乏，这与古典时期修士与神学家的美学素养形成了鲜明对比。爱德华兹作为改革宗中的一股清流，他具备的美学见解尤为珍贵。他提醒我们，缺乏审美能力会削弱我们对圣经话语的深刻理解。圣经的开篇便充满了诗意，若缺乏审美感知，我们便无法领略其中诗意空间的韵味与广阔，更无法理解那混沌与空虚之中所蕴含的悬置之美。

今天的基督徒的审美贫乏已经到了某种不好说的程度，拍结婚照都是过度美白的标准化商业影楼趣味。古典时期的基督徒的美学感知是很丰富的，像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描写的天使之战，可以是最早版本的星球大战。弥尔顿对亚当与夏娃的身体描写，也极其的美，像雅歌一样美，像波提切利的油画一样美，没有色情感，很纯美。很遗憾，这样的纯美，被现代基督教遗忘了，世俗化的色情占据了对身体的叙述。

说一说怪诞美学。很多基督徒怒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怪诞美学，但如果你真正懂点艺术和美学常识的话，就知道怪诞美学之父，恰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徒艺术大师——博斯。怪诞，也是一种美学样式，不是新潮艺术的产物，古典时代也有。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基督教美学、圣经美学，绝不只是“唯美、和谐、均衡”，而是有更多的意蕴。神学美学大师巴尔塔萨说“美，是遇见上帝的狂喜”，美是狂喜，美是痛苦与狂喜，美是深渊与狂喜，美是死亡与狂喜……这是圣经释放的神学美学！

圣经也有行为艺术美学，以赛亚赤裸下体行走、以西结向左向右侧躺若干天，等等。圣经释放的还有更多美学经验及样式，有雅歌的清澈唯美、传道书的忧郁之美、约伯记的苦难之美、耶利米哀歌的摇滚之美、启示录的超现实之美……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有兴趣可以去搜索我之前的专题讲座“从阿奎那到蒙德里安——漫谈基督教神学美学及艺术表达”。

美育不能替代宗教，反过来宗教也不能替代美育，道理很简单，就像灵修不能替代体育一样，强壮的体魄必须靠体育锻炼，只靠读经祷告是不可能的。巴文克没说错，但他只强调了一面，还是爱德华兹对美的表述要平衡一些，爱德华兹看见了“至美”和“次要之美”，至美是上帝的终极之美，是人无法抵达的，只能仰望，人能够抵达的是“次要之美”，“次要之美”就是人世间各种文学、艺术、音乐等，基督徒和基督徒艺术家能做的，是努力建立“至美”与“次要之美”的连接。

就像朋霍费尔说的“终极之事”与“仅次于终极之事”，终极之事，祂已完成，人要努力做的是“仅次于终极之事”，也就是“修直主的道”。

07. 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有本质区别

我们知道改教之后的新教思想的确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起到了促进作用，诚如韦伯所言。然而改教后的基督教在文化艺术领域却无甚建树，现代基督徒对文化艺术的轻忽与藐视，其实是把文化艺术领域拱手相让，结果丧失了文化参与能力，从而被边缘化了。

复兴神学家爱德华兹也承认“基督教艺术与审美建构经历了一段不太繁荣的时期”，他说得比较温和，现实情况可能更不堪，学过艺术史的就知道，15世纪文艺复兴是基督教艺术的巅峰时刻，16世纪经历改教运动后，基督教艺术是一个逐渐走低的状态，17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到18世纪勉强还有一些优秀的基督教艺术家出现，到了19世纪就很少了，20世纪后，就只有局部和零星了。神学美学家巴尔塔萨怒斥改教运动一大罪状就是“去审美化”，不是没有道理。

现代基督教对文化艺术有一种本能的轻忽与淡漠，仿佛那不重要，也许是改教时代的教父们在当时顾不上艺术这一块，毕竟在当时新教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合法性。无意间，形成了轻忽文化艺术的传统。中国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一直以来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基督徒也一样。

事实上，基督教有丰厚的艺术与审美传统，我在上文已经有表述，但愿不久的将来，会看见基督教在这个世代的“文艺复兴”。对待文艺复兴，有一个普遍的逻辑错误，源于唯物主义教育和启蒙理性的误导，就是先预设一个“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是反对中世纪的“一声炮响”，人文主义就是反对宗教的旗帜，这是错误的思维定式。文艺复兴恰好是中世纪神学、哲学、美学、科学探索的集大成呈现。

文艺复兴的艺术家确实有一些批评教会或教宗的言论，但那是健康的批评，不等于反对教会，像伊拉斯谟。认为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反宗教的产物，是大错特错。乔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都是敬虔的基督徒，有人说他们描绘裸体是反宗教，这是大错特错，君不见他们描绘的裸体没有色情意味吗？和希腊雕塑有明显区别。这恰好是中世纪神哲学精神的产物，从教父奥古斯丁到天使博士阿奎那，都是拿来主义高手，把希腊神哲学拿来、消化、融会贯通，形成基督化的神哲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们亦然，把希腊艺术的精华拿来、消化、融会贯通，变成基督化的神学美学。

是的，文艺复兴有人文主义，但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是有上帝前提的人文主义，是有神为前提的人文主义，这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有本质区别，启蒙人文主义是无神的、消解神的。米开朗基罗再怎么把大卫像塑造得高大俊美，也没有把大卫像塑造成大卫神。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就是启蒙人文主义的产物，其中描绘的“女神”是神化的人，是对人的高举。

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宝贵的基督教文化遗产，遗憾的是被现代基督教世界遗忘了。薛华博士最大的谬误就是否定了基督教人文主义，把阿奎那神学中的殊相论当做危害现代文明的罪魁祸因，这太简单化了。我之所以称之为“薛华怪圈”就是因为这种谬论和启蒙话语走到一起，谋杀了古典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是个大话题，这里讲不完，有兴趣可以搜索我之前做的专题讲座——《重新解读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