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日前，Kepha学院和慕喜乐社群联合开展由我校临床心理辅导硕士客座教授孙欣羊教授主讲的心理讲座《我的孩子抑郁了》系列。我的孩子抑郁了，这是一个让所有家长为之揪心的问题。很普遍的现象是，当孩子出现抑郁症状，家长深陷焦虑无助，束手无策，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最终收效甚微，乃至由于对抑郁症的错误认识以及误诊漏诊带来严重后果。孙欣羊教授在本次讲座中特别讲到家长应该如何面对青少年抑郁症，以及寻求专业医生对他们进行细致、专业的评估和跟踪治疗的重要性。这场讲座无论对咨询师还是家长都大有益处。敬请关注，并转发给有需要的人。
1. 精神科和心理咨询的局限性
当我们的家长带着罹患抑郁症的孩子到医院时，常常需要跋山涉水到一线城市，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最后却只获得医生几分钟的诊疗时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难以全面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确诊和治疗的准确性也大打折扣。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关键环节无法有效执行，导致孩子即使到了医院，也难以获得适当的治疗。家长们常常在几位医生的不同治疗方案中徘徊，不知道该听从哪位医生的建议。
这种情况主要受当前中国大陆的精神科医疗体制所决定。与其他科室不同，精神科在几分钟内难以进行深入的诊断和治疗，这与其他科室进行快速检查和立即处理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在精神心理学科中，患者的强烈分享欲和表达欲是一个核心特征，他们需要让医生充分了解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医生也必须真正倾听患者描述他们的心路历程，以理解抑郁的具体特点：是由于自我价值低落、缺乏安全感，还是外部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些细节对于确诊至关重要，而且诊断过程至少需要一小时的首次诊疗时间。
然而，在我们当前的医疗体制中，特别是公立系统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医生一天要看诊100个病人，平均每个病人只能分配四到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医生能了解多少呢？情绪、睡眠障碍、食欲问题——通常只能快速诊断后开药治疗。而且，初次开药往往用量大，副作用多，许多患者因此不能持续服用，治疗效果不佳，最终回到原点。
这种情况导致无论是患者还是家长都感到极度失望，进而失去对医生的信任，对药物治疗产生误解，认为药物无效，甚至会加剧病情。这种困境使得我们作为精神科医生或咨询师感到非常焦虑和无力，亟需改变现状。
在中国大陆，精神科和心理科虽然功能明显不同，却常被混合。精神科医生主要负责评估、诊断和用药，而心理咨询师专注于心理治疗和咨询。理论上，这两个角色应互补，但实际上，大多数精神科医生并不参与心理咨询，有的甚至持否定态度，认为患者只需药物治疗。
同时，很多心理咨询师缺乏医学和精神病学背景，对药物治疗的了解不足，尽管他们无权处理抑郁症等严重精神病症，但在监管不严的环境下，这一界限常被模糊。结果是，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之间存在脱节，导致药物和心理治疗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和互动。
对于患者来说，这种分割的治疗方法如同盲人摸象，只能触及病情的一部分而难以全面理解。我们需要问：这个病是精神问题还是心理问题？是病理还是躯体的？是内在的还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这些问题通常难以回答，因为我们对抑郁症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导致治疗方法和效果受限。
2. 以敬畏和理解的心，尝试着走进抑郁症患者的内心世界
抑郁症实际上是一种情绪谱系障碍，即情绪障碍的连续谱。这种谱系从最轻微的抑郁情绪到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症，直至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极重度抑郁症，表现为一系列连续的情绪状态。这并非单一的心理或病理问题，抑郁症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病。在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抑郁症可能伴随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变化。在轻度情况下，抑郁症甚至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通过心理治疗便可有效缓解。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普通的抑郁情绪也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得到缓解，尽管这可能尚未达到临床诊断的标准。
因此，抑郁症究竟是怎样的病症？它是一个情绪的连续谱，在轻度时可能仅为心理上的困扰，如认知上的阻碍或暂时的情绪困境，但已足以被视为心理障碍。随着病情的加重，抑郁症可能会涉及更深层次的神经化学和神经生物学变化。即使在轻度时，抑郁症也是一种诊断性病症，表明其严重性超出了普通的心理问题。
抑郁症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严重的精神病，而是一个从轻微心理问题到严重精神问题的连续谱。
抑郁症表现出共性症状，但个体间的表现形式各异。因此，当一个人被诊断为抑郁症时，我们需要根据其严重程度和症状的具体表现来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我们首先需要对抑郁症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认识到它是一个从非问题到问题，从轻微到严重，从心理到精神，甚至体现为躯体变化的过程。
因此，即使两个人都有抑郁症，他们的状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严重程度和症状表现可能有显著差异。抑郁症的症状多样，有的人可能沉默寡言，而有的人则可能不断地谈论过去；有的人虽有行动欲望却无法付诸实践，而有的人则可能完全失去动力；有的人可能有自杀倾向，而有的人则没有；有的人可能表现出完美主义，而有的人则自感不足。此外，抑郁症的成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可能由外部事件触发，有的可能具有遗传倾向。
因此，尽管想要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意图是好的，但未必每个建议都适合每位患者，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
许多人认为抑郁症源于过度思考或过度自我关注，但这样的理解可能不够准确。我们需区分这些行为是抑郁症的原因还是结果。例如，过度的自我关注可能在抑郁症前就存在，但并非主要的病因。抑郁症中的自我关注通常是对自身缺点的过度关注，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负面的自我关注，与普通意义上寻求他人认可的自我关注完全不同。
告诉一个抑郁症患者“不要那么自我关注”可能听起来简单，但对他们来说却难以执行。如果解决抑郁症真的那么容易，许多患者早已康复。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看待抑郁症，不应轻易地、自以为是地下结论。
理解抑郁症需要我们带着敬畏之心深入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体会他们的困难，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只有通过真正的共情和理解，我们才能有效地帮助抑郁症患者，而不是空洞地提出建议。这种深入的理解和同理心才是真正想要帮助他们的表现，而非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简单地评判。
3. 理解每个孩子的独特症状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
在抑郁症的诊断中，尤其是对青少年，存在较多的误诊和漏诊。由于就诊时间有限，医生很难在短暂的几分钟内全面了解孩子的实际情况。因此，可能将不是抑郁症的症状误诊为抑郁症，或可能是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人格障碍或多动症等其他问题。因此，需要更多时间来进行详细的鉴别诊断。
对于确诊的抑郁症，治疗其实并不困难。根据临床数据，抑郁症的有效治疗率可达80%以上，意味着每100名患儿中有80名能有效治愈，剩余的20%可能属于难治性抑郁症，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治疗。
在治疗方法上，除了药物治疗外，还包括心理治疗。尽管药物治疗具有其优势，但它并非万能。结合药物和心理治疗，治疗效果可进一步提高。在我的经验中，抑郁症的治疗有效率可以超过90%。药物的作用主要包括改善睡眠、食欲、情绪稳定、兴趣、体力、动力、注意力、记忆力以及大脑的基本功能和逻辑认知功能。这些是药物能够达到的治疗效果。
在治疗抑郁症时，药物治疗虽有其局限性。例如，尽管药物可以改善孩子的睡眠、食欲、体力及精力，它却无法解决孩子去上学、社交积极性、自信心增强或家庭沟通等问题。药物不能让孩子恢复对学习的兴趣或改善与父母的交流。这些是药物无法达到的目标，因此在考虑抑郁症的治疗效果时，我们需要清晰地定义“治愈”的含义和范围。
同时，家庭环境和父母的行为对孩子的心理状态有深远影响。如果父亲经常出差，与孩子的互动少并且多是批评，仅依靠药物是无法改善父子关系的。治疗抑郁症不仅是药物治疗，还需要心理治疗和家庭支持的综合方法。
心理治疗和其他治疗方法，如脑刺激治疗，可以针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多样症状提供帮助，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和食欲问题，以及身体症状如疼痛和焦虑。理解药物治疗的局限并结合其他治疗手段，是向青少年提供全面支持的关键。
对于青少年来说，抑郁症症状极为多样，这主要源于每个孩子的内在机制和个性特质的差异。一些孩子可能因自卑、低自我价值感和消极思维，在人际交往中异常敏感，这使得他们在上学和社交时感到极度痛苦。同样，面对学习压力、考试等情境时，这种痛苦会显著增加。有的孩子可能缺乏兴趣爱好和激励方式，导致他们生活呈现出机械化的模式，从起床、上学到做作业和人际互动，缺乏情感投入。
此外，一些孩子在抑郁过程中可能表现出自残乃至自杀倾向，这反映了不同个体在相同压力下的不同反应。根据国内外的诊断标准，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精力不济。除此之外，其他症状如学习和社交困难则属于辅助症状，这些症状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表现可能极具多样性。即便两个孩子都被诊断为抑郁症，他们的症状和需要的治疗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理解每个孩子的独特症状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计划是帮助他们有效克服抑郁症的关键。
4. 原生家庭概念有风险，警惕原生家庭理论副作用
在探讨抑郁症的原因时，我们常将责任归咎于原生家庭。这一概念自心理学引入中国后深植人心，仿佛成了孩子遇到问题的通用解释。家长的教育方式常被指责为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抑郁症的发生都是父母的过错。
虽然原生家庭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应用不当，可能会造成矫枉过正或带来副作用。在临床实践中，我发现一种严重的副作用：当咨询师向孩子暗示他们的问题是由父母造成的，孩子往往会推卸责任，认为既然问题由父母造成，解决问题也应由父母承担。这种思维可能导致孩子要求父母无条件满足其需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抑郁是父母的责任。
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合理。虽然原生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方式确实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在家庭中未受到良好教育就注定会患抑郁症，也不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疾病没有任何责任。实际上，父母也常感到无辜和无助，因为他们可能未接受过相关训练，对如何正确教育子女并不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面对孩子的抑郁症和自我伤害行为，感到非常无力。原生家庭理论虽有其道理，特别是在孩子的早期成长阶段，如0-3岁、3-6岁和6-12岁，家庭环境和父母的养育方式确实对孩子的神经发育、认知发育、自我意识和安全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然而，这并不代表家庭环境决定了孩子的一切，包括他们患病或治愈的责任。
在传达原生家庭的概念时，无论是作为咨询师还是家长，我们都必须格外谨慎。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的目的是解释孩子的行为背后的原因，但若措辞不当，可能会导致孩子误解，从而加剧与父母的冲突甚至形成敌对关系。我们通常意识到药物有副作用，但心理咨询同样存在潜在的副作用。
特别是在与青少年沟通时，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确保他们不会误解所传达的信息，避免产生非建设性或非适应性的反应。因此，当解释原生家庭理论时，我们应精心选择用词，以便更准确地传达我们的意图。
例如，当孩子询问为什么他们会感到抑郁时，我们可以用共情的方式解释，强调了解原因的目的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种方法不仅帮助孩子理解抑郁症的背景，而且避免了过度归咎于父母，这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原生家庭理论的一个重要副作用。
原生家庭理论的核心应该是帮助个体在了解成因后，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寻找责任所在。最终目标是让个体能走出心理困境，享受生活，实现个人目标，过上充实的生活，而不是停留在责怪父母的阶段。这样的目标设定不仅具有建设性，而且更符合心理治疗的真正意义。
在向孩子解释抑郁症的成因时，我们首先应帮助他们从认知角度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和方向。在解释过程中，我们需细致观察孩子的反应，逐句检查他们是否理解核心要点，或是否有误解。如果出现任何偏离，我们必须立即纠正并引导他们回到正确的理解路径上。
在此过程中，咨询师可能会感到困惑。重要的是，咨询师应避免将自己的主观价值观强加于青少年。我们的目标是澄清误解，而不是用带有个人倾向的价值观去影响孩子。因此，咨询师在解释心理原理时，必须警惕可能引发的误解，确保信息传达的清晰和准确。这不仅是纠正错误的过程，而是通过建立正确的沟通和理解，帮助孩子走向恢复。
5. 怎样平衡青少年的诉求和家长的诉求
讨论原生家庭的问题需要特别的谨慎，尤其是在与青少年及其家长交流时。家长们往往期望孩子能够顺利上学、积极社交、完成作业、精通钢琴，甚至成为学霸。然而，孩子们的期望却可能截然不同。他们希望减轻生活中的压力，期望家长能更多地理解和感同身受。孩子们关心的是减轻情绪波动，避免因情绪失控而伤害他人，而不是单纯的学业成就。他们可能因为父母对学业的过度关注而感到被迫和反感，甚至因此厌学，并可能与家长之间存在沟通障碍。
在处理抑郁孩子时，如何调和孩子与家长的诉求成为关键议题。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诉求往往不一致，这常常是因为对孩子的抑郁状况了解不足。我们需要帮助家长更全面地理解孩子的抑郁状况。例如，如果家长仍过分关注学业，咨询师需要明确告知家长孩子可能存在自杀风险，或者他们的抑郁已经到达中度甚至重度，涉及到大脑神经化学变化。
所谓的神经化学变化，指的是大脑中神经通路上神经元之间信息传递的变化。这包括神经递质的浓度变化，与抑郁症相关的主要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浓度在孩子大脑中已经出现异常。这种信息可以让家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将注意力从单一的学业成绩转移到孩子的整体健康和福祉上。
在解释抑郁症相关的大脑神经化学变化时，我们需要极其谨慎，以避免产生误解或增加疾病的污名化。通常，提到大脑有问题或存在疾病时，这种说法可能被误解为侮辱性质，而非科学或专业的描述。
我们所指的大脑神经化学变化，并非指个体像传统意义上的“傻子”或“疯子”，而是指那些负责情绪、认知和行为控制的神经传递物质浓度异常，这可能导致个体无法适当控制情绪或行为。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个体精神失常或有任何变态行为，也不应被视为个体智力或理智的缺陷。
因此，在与家长或孩子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应明确表达，神经化学变化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身体状况、专注力及认知能力。这种影响可能导致他们难以集中精力上课、控制情绪或抑制自杀冲动。这时，家长可能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现在关注的焦点不应仅是学习或作业，而是孩子的整体健康和安全。这种理解对于适当应对抑郁症和支持孩子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必须确保孩子的生命安全，防止他采取自杀或自残行为。如果孩子的自杀风险评估为轻到中度，我们建议不需要住院，但需要24小时的家庭陪护。家长如果能够承诺全天候陪伴，那么孩子可以继续在家中接受治疗。如果风险程度升高到中度以上，可能需要考虑住院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长希望孩子继续在家治疗，他们需要了解除了陪伴外还能做什么来支持孩子。
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需要学会理解孩子的抑郁思维模式，学习如何帮助孩子表达而不是压抑情绪，并努力进入孩子的内心世界，与孩子建立友好的关系。这些技能对于减轻孩子的压力至关重要。当家长与孩子站在同一层面上，共同面对问题时，处理孩子的情况就会更加有效，也能够更有见地地进行讨论。这样一来，家长和孩子的目标变得一致，合作也将更加顺利。
6. 正确看待药物，不同的抑郁状态和严重程度之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
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对孩子抑郁症的诊断到底准不准确？有没有可能是误诊呢？有没有可能是共病啊？有没有可能是漏诊？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再去澄清和确认，孩子真的到了抑郁症那么严重的程度了吗？他在医院所做的量表显示是抑郁症，就真的是抑郁症吗？
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孩子只是轻度的抑郁症，不一定需要服药。虽然孩子已经达到了病症的诊断标准，已经被称之为抑郁症了，但是轻度的抑郁症有可能能够自我调节过来的。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家庭环境氛围的调整，压力的减轻，父母的陪伴支持，再加上心理咨询的辅助治疗，有可能他就缓过来了。但是一旦达到了中度以上，甚至到了重度，甚至到了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时候，那我们就一定要考虑药物治疗。
这里说到了精神病性症状，各位家长可能又开始害怕了，抑郁症不就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吗？怎么会有什么精神病性症状？在处理抑郁症的诊断时，我们必须考虑多种可能性：是否存在误诊、共病或漏诊的情况？我们需要再次澄清和确认孩子的症状是否真的达到了抑郁症的严重程度。
在医院使用的量表虽显示抑郁症，但这些结果并不总是准确的，往往可能显示偏严重。临床指南强调，诊断抑郁症不能仅依赖量表评估，而应通过医生的详细临床访谈和全面信息收集后，综合评估作出初步判断。因此，单凭量表结果而直接开药是不妥的，孩子的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可以寻求第二意见，看看其他医生如何评估孩子的症状。
有时，不同医疗体系的医生可能会更加细致和认真，投入更多时间来倾听和了解病患，做出更谨慎的判断。如果孩子仅有轻度抑郁症，可能不需要药物治疗，通过调整家庭环境、减轻压力、增强父母支持以及接受心理咨询，孩子可能会自行恢复。
然而，如果抑郁症进展到中度以上，或伴有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或妄想，那么药物治疗就变得必要。需要明确的是，抑郁症虽然严重，但并不等同于我们通常所指的精神病。这是家长和社会常有的误解，需要我们在解释时更加清晰和准确。
抑郁症是否等同于精神病？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实际上，抑郁症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然而，青少年患者中的一小部分可能会出现如幻听或妄想等精神症状。这些幻听可能包括负面的自我评价，如被告知“你很傻”或“你不配活着”。这种类型的幻听，尤其是命令性的，对青少年可能有极大的影响，有时甚至会导致自杀行为。因此，当抑郁症达到这种程度时，简单的心理咨询或家长支持并不足够，必须通过专业的医疗干预来处理。
对于药物治疗，许多家长持有误解。他们担心药物会导致孩子变傻或有其他副作用，如过度嗜睡或体重剧增。一些家长还担心抗抑郁药可能会引起依赖性或对肝肾有损害。因此，它们经常问道，孩子是否应该服用药物。
在这些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解释药物治疗的真实效果和可能的副作用。正确的治疗方式应根据抑郁症的严重程度来定，轻度的抑郁可能通过心理治疗和家庭支持得到改善，而更严重的情况或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症可能需要药物治疗。通过教育家长和青少年了解这些治疗方法的重要性和效果，可以帮助他们做出更为明智的决定。
对药物治疗抑郁症的许多误解需要澄清。如果孩子的抑郁症达到中度或更严重，且已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工作、睡眠及日常功能，我们应考虑药物治疗。当前新型抗抑郁药的副作用通常较轻微。关于药物是否含激素、是否导致依赖、是否需要终身服用等问题，都不必过度担心。关键是准确诊断、对症用药，并结合心理咨询，以解决患者心理上的核心问题。
7. 准确评估、跟踪治疗、持续收集信息，适时调整治疗方案，谨慎跟随治疗过程
在确保诊断的精确性方面，我必须指出，由于青少年就诊时间短暂，他们可能被误诊为其他疾病，如双向情感障碍。过去，对青少年抑郁症的诊断存在将其泛化为双向情感障碍的倾向，特别是当青少年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如大声喊叫、与父母争吵、摔东西时。这些行为可能被误解为躁狂症状，从而导致对双向情感障碍的误诊。
然而，2013年以前，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这种对青少年双向障碍的泛化诊断趋势。美国的DSM标准在2013年后引入了“破坏性心境失调障碍”亚型，这是为了特别诊断那些表现出极端脾气的儿童和青少年。这种亚型说明，虽然这些行为可能看起来像是躁狂，但经过长期观察，这些青少年大多数并非真正的双向情感障碍，他们的症状具有自限性和自愈性。
所谓的自限性和自愈性意味着，这些青少年可能在几年后自行好转，或在服用一些治疗药物后情绪稳定，并可能在成长过程中不再需要药物治疗。这与成人的双向情感障碍有显著不同，后者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精神病，通常需要长期管理。在中国大陆，双向情感障碍作为一种重型精神障碍，需要进行正式报备。这些信息强调了双向情感障碍与单向抑郁症在病理性上的重大差异。
在对青少年进行抑郁症诊断时，需要格外谨慎，尤其要区分是否为双向情感障碍。因为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涉及到的标签，会对孩子的心理、未来发展和治疗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双向情感障碍的诊断通常需要3至5年的时间，这是因为症状可能不完全显现，需要长期的跟踪和评估来全面了解症状。
因此，在短短10至20分钟的初诊内断定一个青少年患有双向情感障碍是不妥的，可能导致误诊或过度治疗。例如，如果误用抗抑郁药物而非情感稳定剂，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风险。这突显了精确评估的重要性；不准确的诊断不仅可能导致治疗不当，还可能让孩子经历不必要的苦难，包括药物的副作用和病情的恶化，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正常生活。
因此，面对青少年抑郁症，我们需要进行细致、专业的评估和跟踪治疗，不断收集信息并根据新情况调整治疗方案。这种持续的、谨慎的监控和适应性调整是精神科医生必须具备的专业态度。
8. 心理承受力训练：基因遗传+后天重塑
在处理青少年抑郁症时，常会遇到一种观点：认为这些孩子因为心理承受力较弱而患病。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心理承受力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将抑郁症简单归咎于承受力问题是不全面的。我们需要探讨心理承受力的来源。
一个人的承受力和耐受度既是基因遗传的结果，也是后天环境通过持续训练塑造的。这种训练往往从儿童早期开始，最初由父母主导。随着孩子逐步成长和形成独立自我，这种训练逐渐转为孩子自己主导。尤其是成年后，个体通过第二认知系统继续塑造自己的承受力。即便在父母主导的敏感期阶段承受力没有完全塑造好，成年后的认知系统仍有重塑的潜力，但早期的教育对此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常说的孩子承受力不足、抗挫力差，这些是否真正理解了背后的机制？如果这个特质如此关键，了解其形成过程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考虑遗传和环境哪个因素更为重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和孩子自身的责任分别有多大。这些都是理解心理承受力时需要平衡的复杂因素。
在讨论心理承受力的形成时，我们不能忽视遗传基因的作用。遗传因素为孩子的心理承受力提供了基础，这从父母传递给孩子的遗传属性中显而易见。如果父母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孩子也更可能继承这一优势。然而，除了遗传因素，后天环境的影响同样重要，这同样涉及到父母的教育方式。因此，当我们批评孩子的心理承受力不足时，实际上也在间接批评父母。若是父母本人发出这种批评，那么也等于是在自我批评。
在孩子还未形成独立的自我和自主意识之前，父母应主导心理承受力的培训。从孩子的早期成长阶段，如0至3岁、3至6岁、以及6至12岁，这些都是关键的成长期。在这些时期，孩子对于何为心理训练尚无完全的理解，父母的角色至关重要。
训练孩子的耐受力应建立在爱和支持的基础之上，让孩子在承受适当压力的环境中学习如何应对挑战。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特别是进入12至18岁时，他们开始形成抽象思维能力，并开始理解心理承受力的重要性。虽然此时孩子可以开始参与到自我训练中，父母的引导和支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在达到18岁、进入大学并离开原生家庭后，许多人将置身于全新的环境与文化中，迎接与原生家庭截然不同的信息和挑战。这时，你是否认识到心理承受力的重要性，并努力去重塑它？有些人可能认为，成年后大脑已发育成熟，无法再进行改变，但这是一个误解。
神经可塑性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在20岁、30岁、甚至更晚的年龄，每个人都有能力重塑自己的心理状态。我深信这一理论，并亲身实践证明，即使在40多岁，人们依然可以有效地通过实践来重塑自己。作为一位年轻人，你拥有更大的潜力去实现这种转变。
例如，有些孩子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环境中，父母也可能未能提供有效的引导，但这些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后，可能会开始自主地训练和发展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他们通过学习不同的方法，并利用丰富的资源，主动塑造自己的第二认知系统，从而强化自己的心理承受力。
这种自我增强的过程，显示了个体在成年后自主改变的能力。因此，不论父母在形成抑郁症方面承担了多少责任，成年后的你拥有主动疗愈和康复的首要责任，你完全有能力借助药物和其他方法重塑自己，强化自我。
当讨论孩子的成长和心理承受力时，我们面对一个重要的认识：虽然早期父母的影响极为关键，但成年后，个体自己成为改变的主体。成年人拥有重塑自身的能力，若未能利用，责任在自己。然而，父母在孩子的成长早期，尤其是大脑发育的敏感期，如果能有效培养孩子的心理承受力，将对孩子未来的自我重塑产生深远的影响。
现在，问题回到父母身上：你是否在孩子的敏感期刻意培养了他们的心理承受力？成年后的孩子，你是否努力重塑了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在这个讨论中，指责无济于事，我们的目标是找到有效的方式，帮助个体走出困境，自我改善。
一旦孩子到达成年阶段，他们应成为改变的主要责任人。而在15到18岁的青春期，孩子应开始逐渐接管自我培养的责任，准备迎接成年生活。对于12到15岁的孩子，家长仍需扮演主导角色，学习和应用积极健康的方法来培养孩子的心理承受力，帮助他们摆脱抑郁的困境。
过了18岁，个体应全面承担起自我改变的责任，家庭治疗的作用可能逐渐减小。即使在原生家庭中遭受了伤害，治愈的过程并不仅仅依赖于父母的道歉或改变，而是在于个体如何面对和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9. 问答：
问题一：什么程度的抑郁症需要服药？
孙欣羊教授：根据临床指南，轻度抑郁症可能不需要服药，而中度以上的抑郁症则建议服药。决策不仅依赖于病情的严重程度，还需考虑患者的年龄、身体状况、症状类型、治疗的紧迫性、经济情况及与心理咨询师的匹配程度。简而言之，对于中度及以上抑郁症，我们通常推荐用药，特别是在重度抑郁症时强烈建议。
问题二：基于您多年的咨询经验，父母应如何教养小孩以预防抑郁症？
孙欣羊教授：关键在于在爱的关系基础上进行心理承受力和耐受度的训练。通过这种方式，孩子在面对挑战时可以增强自我效能感和心理承受力。
问题三：如果孩子没有找到感兴趣的事物，出现社交恐惧和厌学，需要服药吗？
孙欣羊教授： 不能仅凭社交恐惧和厌学判断是否需要服药。我们需要全面评估和确诊，以确定抑郁的严重程度和其他相关情况，从而决定是否用药。
问题四：初二学生因误会被孤立，现在出现头疼、手抖等症状，不愿与同学交流，应如何处理？
孙欣羊教授：这种情况可能源于一次具体事件的创伤影响，并不一定是抑郁症。需要进行鉴别诊断。实际上，这涉及到一种常见于中国青少年的压力性创伤综合症，这与抑郁症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更多细节将在我即将出版的书籍《我的孩子受伤了》中讨论，该书专门探讨这一问题。
问题五：上初三的孩子被诊断出童年情绪障碍，这属于抑郁症吗？
孙欣羊教授：情绪障碍是一个广泛的术语，包括抑郁症、躁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等。童年情绪障碍通常指向抑郁症，但具体情况需要详细分析。无论家长的影响多大，关键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逐渐承担起管理自身情绪的责任。
问题六：关于大脑的敏感期重组，有哪些科普资料可供了解？
孙欣羊教授：我建议阅读《认知神经科学》，这是一本深入探讨大脑神经可塑性的权威书籍，中文版已更新至第三版，英文版至第五版。心理特征的敏感期因特征而异，但通常从三岁开始，孩子的心理成熟就可以开始受到训练。
问题七：双向情感障碍的症状具体是什么？
孙欣羊教授：双向情感障碍包括抑郁和躁狂（或轻躁狂）发作，表现为情绪两极的波动。躁狂症状包括过度兴奋和冲动行为。关于大脑的第一和第二认知系统的完整讲解将在其他场合进行，简单来说，第一认知系统是指孩子在原生家庭中形成的基本思维模式，而第二认知系统则是他们离开原生家庭后，根据新的生活经验逐渐形成的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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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pha 学院 临床心理辅导硕士项目 客座教授
- 中国执业精神科医生，具有美国维真大学咨询心理学博士学位。
- 17年临床经验，尤其擅长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多动症、成瘾症、创伤问题和性相关问题的评估和诊治。
- 中国执业心理咨询师和团体咨询师以及加拿大注册成瘾治疗师。
- 2021年创办“慕喜乐”心理培训平台，到目前已经针对教养技能、沟通技能和青少年及成人常见精神心理问题的科普知识进行培训将近1000小时。
